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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思考

        時間:2020-02-24    點擊: 次    來源:知識分子    作者:丁蕾、蔡偉等 - 小 + 大

        1. 問題和短板

        1.1 國家重大公共衛生疫情向公眾報告不夠及時有度,初期科學防控預案缺乏

        疫情突如其來,讓人猝不及防。值得肯定的是,此次疫情發生后, 科技工作者快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并公布其基因序列,研發診斷試劑盒,并及時向世界公布,獲得包括WHO在內的國內外各方的好評。在疫情發生的關鍵時期,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有力應對,并及時聽取專家意見,果斷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輸入、擴散和傳播。但是,我們必須反思疫情初期的應對策略。

        據1月29日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回顧性病例分析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報道,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而在2020年1月1日,當地公安機關先后對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8名發布“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人員以“散布謠言”為依據進行處理。據隨后各方公布的報道顯示,此后的1月1~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12~22日又有8名醫務人員感染,但是,有關部門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眾報告“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14日報告“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我們認為,在這3~4周防控初期的“誤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進而加大了后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直到2020年1月20日, 鐘南山先生才公開宣布這種疾病呈現了人傳人的特點。

        回顧這一過程,我們認為,在疫情發生的萌芽階段,地方政府在面對可能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重大傳染病,尤其是未知傳染病疫情時應該及時傾聽和回應專家意見,并合理合情地向公眾報告,賦予公眾知情權,既防止造成恐慌,也強化公眾的警覺和自我防護意識。與此同時,國家衛生部門和疾病防疫部門應該在“內部知情期”就制定科學合理的防控預案,既要有最好的預期,也要做最壞的打算。

        平時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預案是缺失的。疫情防控早期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后階段花費巨大成本、舉全國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 早在2011年中國CDC與美國CDC相關專家就已經撰文,在總結2003年重癥急性呼吸綜合征(簡稱SARS)以來中國防控新發傳染病能力建設取得的成績的同時,更提出了中國在新發傳染病偵測能力上的顯著差距。非常遺憾的是,這些差距僅僅被認識,而未被更多重視和及時改進,成為了潛在的危機。這在此次疫情早期防控中完全暴露。

        1.2 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

        2003年SARS之后,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一度受到重視,能力得到顯著加強,也在之后的一些新發傳染病防控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延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意識開始淡化、甚至沒有得到真正重視和有效落實,公共衛生體系在面對這次新冠疫情的沖擊中,問題突顯。

        首先,公共衛生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仍較薄弱,公共衛生體系改革尚處于初期階段,甚至還沒有破題。全國大多數城市在公共衛生資源統籌、體系建設、條件保障方面較弱。目前一些傳統傳染性疾病控制還未完全到位的同時,新發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又突如其來,而SARS疫情后小湯山醫院關閉運行,僅上海保留了因SARS疫情而開始建設的臨床公共衛生中心(期間多次面臨轉型的問題),多數城市包括武漢,普遍出現識別和應對重大突發傳染病能力不足的問題,難以在應對突發疫情中發揮專業主導作用。

        其次,公共衛生與醫療機構的分工協作機制不全、聯通共享環節欠缺,存在“防控-治療”分離的問題。表現為臨床重治療卻往往忽略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改變,公共衛生也不能很好發揮疾病早預防、早發現的作用。在此次疫情發生早期,臨床醫生從個案診治中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及人傳人的可能性,但是卻沒有一支專業高效的公共衛生隊伍能夠在第一時間深入現場,進行細致、縝密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及時確診問題。同時醫學教育中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的教學交叉較少,臨床醫學背景學生真正參與公共衛生實踐的機會很少。

        第三,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教學科研和實踐的執行功能分屬于高校公共衛生學院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由此導致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存在分割。

        第四,全國大多數地區在公共衛生方面的財政投入少,公共衛生在體系(軟、硬件)建設層面的投入低,公共衛生人才流失嚴重,隊伍建設亟待加強。從公衛人員配備數量上看,中國CDC只有大約2100名員工,對比只有中國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國CDC的24000名員工差距明顯。不僅人員數量上有差距,目前公衛人才隊伍中明顯缺乏具有醫學、公共衛生、信息學和法律等多重背景的復合型衛生人才。高層次公衛人才培養乏力,現有的人才評價體系中公衛人才很難脫穎而出,高端的公共衛生人才流失嚴重。由于預防醫學等公共衛生專業畢業生的待遇普遍不高、公共衛生人員職稱晉升相對困難、成就感和社會地位較低。這些因素導致公共衛生專業的生源質量存在較大的問題,畢業后轉行的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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